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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ely drifter off to see the world
April 01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偶上当当,发现在搞古籍类图书精品展。很多出古籍的大出版社都与列,价格居然都很公道,甚至是便宜。当然这里是没什么“古籍”的,所言不过是现在的排印本。但也有做成线状的影印本,其中就有这部《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和《宋元书影》(当年的留真谱本来就是影印,所以再印一次还是一样的)。均在原价上有折扣。(如今这两部书影在买旧书那里已经涨价不少了)毫不犹豫就下单。结果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果然缺货了,赶紧上joyo,不仅有货,而且价钱更便宜(因为是早一版的,定价低)。下了单,再去看,发现这个书后面忽然显示缺货,很忐忑,好在joyo今天发信说送出来了,再上网查,那书又有货了。心下大定,都是最近在网上淘《清代版本图录》未果留下的后遗症。
现录孟宪钧所写《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四陶湘(涉园)部分于下,以志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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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陶湘 鉴古陶公有别裁,闵凌汲古共崔嵬。 开花笺纸莹如玉,赢得藏家雅号来。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冶十年(1871年),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享年七十岁。陶氏出身于官宦之家,早年也想走科举仕途之路,然而屡次乡试都铩羽而归。科场失意,使他只好另谋生路。辛亥以前,他先后在地方和军队担任一般职务。入民国后,陶湘跻身于实业界和金融界,历任上海、天津、山东等地纱厂经理,又任职中国银行,为驻沪监理官及重庆、天津分行经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等。 丰厚的收入,为他日后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陶湘三十岁左右开始收书,由于他锐意搜求,藏书事业进展神速,不数年,即得书三十万卷。剑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五十八岁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这时他已是一位收藏颇富,享有盛誉的藏书家了。 陶湘藏书,不同于一般传统的藏书家,而有着他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首先,他藏书不专重宋元古本,而是以明本及清代精刻本为搜求的日标。涉园藏书多达三十万卷,完全无愧于藏书大家之列,但他却能另辟蹊径,以明本为大宗,数十年间,共收得明本一千余部。早年傅增湘与陶湘曾经有约,如果陶湘能收得明嘉靖善本一百部,傅增湘甘愿为之题“百嘉斋”匾额相赠。出人意料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陶氏所收明嘉靖善本竟然超过了二百部。“百嘉斋”应改题为“皕嘉斋”才是了。 陶湘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富于收藏闵刻套印本。套印本起源于宋元时代,现存最早的套印本实物,是元代的《金刚经》,为朱、墨双色套印。而套印技术最为鼎盛的时代则是明代中叶以后。其中以吴兴闵氏、凌氏所刻套印本最为著名。闵凌二氏所刻书,从最普通的朱墨双色,以至于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本最初的同的是将前贤名家批评圈点的书,用朱、蓝、紫、黄等色加以区别,做到段落分明,标识明显,以使初学者便于诵习,易于理解。 关于闵刻套印本的始末及功用,傅增湘先生任《闵版书目序》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论述,兹录之如下: 明季吴兴闵齐汲创朱圣及五色套版,凌蒙初汇集诸名家诗文评批点而印行之。宋体方正,朱圣套印,或兼用黛、紫、黄各色,白纸精印,行疏畅广,光采灿烂。书面签题,率用细绢,朱书标名.颇为悦目。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成具。其格式则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草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已。数百年流布人间,称为“闭版”。 近世侈谈版刻,闵氏之书,或以为近于批尾之习,为大雅所不屑顾。谛观之,其标点脉络分明,使后学披览,有引人入胜之妙。其版刻精丽,足娱老眼。而唐贤诸集,尤多源出善本,固贤于麻沙坊估远甚。 陶湘之专意收藏闵版书,是因为受到著名学者、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启发。起初,旧式传统的藏书家大都走佞宋尚元的路子。对于时代偏晚,为初学者指示门径的套印本不屑一顾。惟独陶湘慧眼独具,充分认识到闵版书的艺术价值和巨大潜力。经过多年的搜求,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共收得闵、凌版套印书一百一十部一百三十七种。其中最著名的有五色版《文心雕龙》,四色版《世说新语》、三色版《古诗归》、双色版《花间集》、《唐诗艳逸品》等。闵版书历来并无确数,一般来说,其总数约在一百三十部左右,陶氏所得,可谓得之十之八九,堪称民国第一人。陶氏根据自己多年的搜求经历和丰富的收藏,编写了《吴兴闵版书目》,为后人研究学习闵版书提供了方便。笔者有幸见到陶湘晚年亲笔书写的《萃闵堂书目》稿本。粗校一过,已刊行的(《吴兴闵版书目》文字颇有异同之处。 陶湘藏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收藏开化纸本书。我国历来印书用纸种类繁多,十分讲究。江山代有佳纸出,例如唐人写经用硬黄纸,宋元刻书用麻纸,明代刻书用棉纸,清代刻书用连史纸、开化纸以及竹纸、皮纸、高丽纸、美浓纸等等,不一而足。清代初年,浙江开化生产一种色白光滑、坚韧细密的佳纸,康、雍、乾三代内府多用其印殿版书,如《御制耕织图》、《御制避暑山庄诗》、《周易本义》等。当时一些文人学士的家刻本,其最初印本,少量用以馈赠朋友等,也多采用开化纸。如康熙本《饮水诗词集》、《汗简》,雍正本《笠泽丛书》、《冬心先生集》,乾隆本《春雨楼集》、《西京职官印录》等。其实直至嘉道年间也还有人用开化纸印书,如秦氏石研斋的《隶韵》、许氏享金宝石斋的《六朝文絮》等。这些书真所谓是“纸自如玉,墨凝如漆”,开卷即令人赏心悦目。陶湘既有书淫之癖,对此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只要是开化纸所印书,不论何类,有见必收。他因此赢得了“陶开花”的雅号,民国以来的书林中,几乎无人不知道这一名称。 陶湘藏书,还以收藏毛氏汲古阁刻本而著称。明末清初的常熟毛氏汲古阁,藏书既富,刊书又多。毛氏为收书,不惜花费重金。以千金买马骨的精神,广召天下人为之送书。以至当时苏常一带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谚语。毛氏所刻书,往往依据旧本精校精刊,其中如《屈陶合刻》、《三家宫词》、《四唐人集》、(《说文解字》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书。毛氏刻书,流传极广。起初毛氏刻书并不为当时的藏书家所看重,及至百余年后,古书日少,新书渐古,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道光年间,《汲古阁校刻书目》的刊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益发引起人们对汲古阁刻书的重视。于是搜求毛氏刻书,不乏其人。陶湘便是其中之一,他以三十年精力所聚,搜罗毛氏刻书五百四十多种,占毛氏全部刻书六百种的十分之九,实在难能可贵。真可谓是毛氏的千古知已了。 五、陶湘藏书还很重视清代殿版书和版画书。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十分重视印刷事业。清内府(武英殿)刻书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远远超越前代。例如清顺治朝刻的(《资政要览》、《御注孝经》,康熙朝刻的《周易折中》、《古文渊鉴》,雍正朝刊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金简主持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些书缮写刊刻工致,纸张遴选考究,装订端雅大方,写版、印刷、选料、装订各个环节,无不尽善尽美,成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备受后世藏书家的喜爱。陶湘所藏清内府暨武英殿图书甚多,其具体数目虽然不详,但从其所作《清代殿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及其他有关著作,即可见其研究之深和收藏之富了。 陶湘收藏版画书及艺术类图书也是颇负盛名的。在他影印行世的《喜永轩丛书》中,可见大量的版画如《天工开物》、《授衣广训》、《牧牛图颂》、《离骚图》、《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避暑山庄图咏》、《云台二十八将图》、《仙佛奇踪》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品。可惜他晚年境遇不佳,不得不将大量珍贵的艺术书籍出让以维持生计。 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程氏墨苑》(新印本)、《方氏墨谱》、《墨海》、《十竹斋笺谱》、《十竹斋印存》、《瑞世良英》等。值得欣慰的是,陶氏旧藏的新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十竹斋印存》、《方于鲁集》、《毛古鹭集》等,都为郑振铎先生所收得。先生身后,尽归诸公,现在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中。郑振铎先生在(《十竹斋笺谱初集跋》一文中,写下了他得书时的激动心情 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去岁暑中,因某君介,从陶兰泉氏许得彩色本《墨苑》,诧为难得奇遇!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 陶湘藏书。特别讲求赏鉴艺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视其艺术代表性。从上述介绍来看,他的收藏,无论是闵版套印本、开化纸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等等,都是艺术性颇高的。具体到每一部书来说,他又无不重视其外观、品相,务求每部书从写版刊印到纸墨装潢,都要尽善尽美。一书凡有断烂破损处,他都务请能工巧匠加以修补,凡有阙篇少页处,他都务求旧纸,倩人照原行款字体影抄补全,凡需要重新装池的,他都不惜重金,务求全书封面完好、序跋俱全,书品精整,美观大方而后已。傅增湘曾对“陶装”有形象的描述: 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者。 陶湘不但以藏书名噪一时,而且更以刻书闻名干世。陶湘涉园刻书与他的藏书一样,都是以“精”字著称。如今在陶湘身后半个多世纪,他所刻书早已被后世人们目为新善本了。陶湘虽早在宣统年间就刻过书,但真正大举从事刻书,还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事。民国十一年至民国二十年这十年间,陶湘刻书印书的数量极为惊人,总计约为二百五十种以上。其中主要有: 、 一、儒学警悟六种,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 二、百川学海一百种,民国十六年 (1927年)刊。 《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这部书是中国丛书的鼻祖,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陶湘藏有《儒学警悟》的明钞本和《百川学海》的宋刊本,因以刊木付印。友人某君藏有《百川学海》的朱墨初印本,是涉园赠送傅氏藏园的礼物。尽管全书卷帙浩繁,仍然是册册纸精墨妙,装潢讲究,一丝不苟。 三、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 此书前十七种乃仁和吴氏双照楼刊于清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191 l-1917),后二十三种自民国六年(1917年)由陶湘接手续刊,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全书皆依宋元旧本影刊(少数系据明本或钞本),内容既佳,刊刻又精,无怪乎一面世,即受到人们的青睐。笔者曾经得到一部《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二册,为初印校本,墨钉尚存,且有近代著名词家朱祖谋(孝减)的亲笔校字多处,号戋戋小册,亦自庆幸书福不浅。 四、《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一书先有营造学社石印本流行于世。后陶湘又据宋本精校影摹上版。其书版式阔大,刊刻精雅,且有精美套色插图多幅,确属民国精刻本的代表作品。 五、《喜永轩丛书》三十九种。 全书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编。大多数为艺术类书,少数为文学类书,皆罕见少传者。其中包括多种版画书(详目见前),极具观赏性。虽然是石印本,但是其印刷,装订、开本、版式,无一不精,远远超过一般的石印书。 六、《涉园墨萃》十二种。 此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影印。内收《墨谱法式》、《墨经》、《墨史》、《墨法集要》、《墨海》、《鉴占斋墨薮》等十二种。是研究古墨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套色本《鉴古斋墨薮》,色彩明艳,惟妙惟肖,可谓下真迹一等。 七、《百川书屋丛书》十六种。 《百川书屋丛书》为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陶氏影印本。其中的《程式心法三种》、《唐褚河南阴符经墨迹》、《乾隆宝谱》、《清内府藏古玉印》、《金轮精舍藏古玉印》等都是颇具艺术价值的精品,且流传稀少,弥足珍贵。 八、《拓跋廛丛刻》十种。 该书所收均为据宋、明旧本影刊。摹印、刊刻、纸墨、装订均属一流。 九、《影刊唐开成石经》。 该书刊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是陶湘以“皕忍堂”的名义,代军阀张宗吕影刻的。该书尽管卷帙浩繁,但全书从摹写刊版到纸墨印刷,直至开本装潢,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俱臻上乘。该书系由北京琉璃厂文楷斋雕印。 十、《影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 该书系陶湘据明毛氏汲古阁藏钞本影刊而成。刊刻精工,亦属善本之列。本文所附书影系著名藏书家徐乃昌旧藏。 十一、《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初二辑。 该挡影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大概是陶氏平生刊印印的最后一部书。 初辑收宋版书二十三种,均为德化木犀轩李盛铎木斋氏所藏。笫二辑收宋版书十七种,原书分别由番禺潘宗周、江安傅增湘,德化李木斋以及海源阁杨氏旧藏。该书是继《留真谱》、《宋元书影》等书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影。 十二、《陶氏书目丛刊》十五种。 该丛刊为铅印本,如果说上述各书体现了陶湘刻书的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而《书目丛刊》则是更多地体现了陶湘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学术成果。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应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主持故宫殿版图书的编订工作。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又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在此期间,陶氏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了清内府刻书的历史。撰成《清代殿本始末记》一文,并辑成《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袖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四库荟要目录》、《钦定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等多种目录,收入《书目丛刊》之中。此外,《书目丛刊》还包括《明内府经厂本书目》、《明吴兴闵板书目》、《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等,这些则体现现着陶湘对明代版刻深入研究的成果。 March 17 上班·梦开始上班,主题词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去食堂吃早餐午餐,接电话打电话发传真写请示批申请,坐在长安大剧院门口抽烟,走出社科院那座大的有点失去比例的楼。日复一日,看朝阳,盯着班车窗外早晨的北京,和身边的同事谈论天气,谈论交通,北京的早晨从来都不冷清。日复一日,看湖边的柳树杨树,看它们一点一点抽出嫩芽。日复一日的日子里一个春天蠢蠢而来。原来这样的日子才过了两个多星期。 早起并不是难事,反倒更容易记住梦境。白天想太多的东西在梦里就不会再去纠缠,可以好好休息,发现生活的乐趣。有一次梦到去爬山,和几个朋友一起。山不高,很平,但有绒毛一样的翠绿,还有细雨,气氛是晶莹而温润。我们在寺庙中露营,睡睡袋,睡袋在地上,地上有小水坑。我们四个人头顶着头,于是就有了一种神秘仪式的感觉。又有一次,是下午,阳光强烈却不灼人,身上没有一点腻人的汗气。我坐地铁来到了城市的西头,登上一栋漫长不知几许的筒子楼。西头的房间空空荡荡,有朝西的窗,我坐在窗台上,晒太阳,看外面一片人头攒动,我的身影在房间的水泥地板上拉出了长长的黑影。还是那次最得意,因为我抓到了他——小偷。我得意洋洋地看着那个拉开我的背包又把手放进去的孩子,告诉他,值钱的东西都在我身上,包,只不过是个引诱你的饵。他很无奈,于是我一只手扭住他的一只手,他跑不掉了,虽然他个子很高,但太瘦没有力气,没法挣脱。我用另外一只手拿出电话,悠闲地拨110。不过110不愿意来,也许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小事情。我却为此意趣大增,于是从110一级一级向下打电话,直到打到最近的派出所。期间我扭着他走进了一个马戏团一样的房子,却看了一场长江七号,五色斑斓。……梦境很自由,好放松。我从来不在梦里失去从容。这样多好。 January 19 錄入:《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序錄入人按語:魏丕信寫的這篇序沒有官樣地歌功頌德感謝致敬,只是平實地告訴了我們一個西洋漢學圖書館的來歷。 我們中國的同僚們若知道巴黎高等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前身為中國學院),曾經有機會擁有一套善本中之稀世珍品《四庫全書》原抄本時,毫無疑問,一定會驚訝不已! 不要忘記高等漢學研究所的成立是很具政治性的。據存放法國的檔案記載,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宣佈勝利不久之後,剛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派了一位名叫Hain-jou-Kia的代表(我不知道他名字的中文寫法,也不能確定他在中國的原來身份),來巴黎與法國的一位政界人士本身也是法國學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的保羅·班樂衛(Paul Painlevé)合作,計畫使法國成為西方推展中國研究的中心。中國政府將贈送一套《四庫全書》給法國,而法國則成立高等漢學研究所予以庋藏,並接待從中國來的學者,與法國的漢學家攜手進行對《四庫全書》的翻譯工作,兼且在巴黎大學開設講授中國文化的課程。 我們不知道當時的民國政府是否真有贈送這套書的打算,但法國方面則是認真地去對待這個計畫的。班樂衛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底至八月初時,曾召開了幾次相關會議。首席漢學家,並且與班樂衛是同事的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1875-1945),以專家的身份被邀參與會議。在高等漢學研究所的檔案中,收藏了兩份饒有意義的相關文件。第一份是《四庫全書劄記》(Note sur le Sseu-K’ou-ts’iuan-chou),大概是由伯希和所寫。他追述了《四庫全書》的編修過程及其性質內容,同時明確指出由乾隆御制的七套《四庫全書》存下來的只有三套,均藏在北京城。第一套(清宮藏本)歸北京圖書館所有;第二套(承德避暑山莊藏本),被裝在箱子內,大概歸入教育部;第三套(瀋陽藏本)歸屬民國總統。伯希和補充說,若有一套給予西方(意即給予法國),將是“學術界最矚目之事”。況且,中國政局仍處於動亂之中,三套書集中在北京城,難免不被災難殃及而有遭受毀滅之危機。“像《永樂大典》這樣規模宏大、內容豐富、舉世無雙的百科全書,在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時竟全部遺失了,我們有可能見到這部叢書亦遭受同樣的命運”。伯希和是在熟知情況底細下說這些話的,他當年曾親眼目擊收藏《永樂大典》的翰林院被炮轟而毀於兵燹中。 第二份是“創立巴黎高等漢學研究所發起委員會”主席的草函,大概是寫給住法的中國公使的,乃出自伯希和之手筆。信中他強調《四庫全書》之存放巴黎對於法國學者們將有莫大的益處,盼望民國總統徐世昌閣下對公使這個提議予以允納;這套書會交由新成立之高等漢學研究所庋藏,它是特為此而創立的,亦將成為一所“駐法國的中國公館”。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最終沒有轉送法國,然而,高等漢學研究所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正式舉行了揭幕禮。Hain-Jou-Kia似乎掌握了中方執事大權,他設法使理事會的成員只有政界中人及巴黎大學的教授而沒有一個漢學家在內。伯希和本人為了抗議Hain-Jou-Kia,指責他是保皇黨(民國政府的對立派),遂而推出了籌委會。法國外交部答應每年津貼二萬法郎,而中國政府則給予十萬法郎。巴黎大學開設了中國文化之課程,在伯希和的推薦下,由很快便名聲大噪的另一位漢學家葛蘭言教授(Marcel Granet,1884-1940)擔任。 我們對研究所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六年間的事所知不詳,它籌畫課程並開始採購圖書,但主要活動是在一九二六年才真正開始。就是在這一年,法國政府答應從中國給西方國家包括日本的“庚子賠款”內,撥出一筆為數一萬元的金幣(相當於三十二萬五千法郎)予研究所,作為特別的津貼。同年,已被任命為研究所所長的Hain-Jou-Kia,想利用研究所作為民國政府的宣傳工具,把漢學家們從理事會中排擠出去,遂引起了雙方的衝突。伯希和是當時最有威望的漢學家,他說若沒有真正的漢學家來主持研究所,他將拒絕參與Hain-Jou-Kia複印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的計畫。他說服了當時的國防部長班樂衛更換理事會的成員,班氏一直是研究所的主席及贊助人,最後終於決定由葛蘭言出任所長一職。一九二七年,研究所就中國文化之範圍,開設了一些列不同領域的重要課程,伯希和加入了授課的行列。 研究所圖書館似乎是從這時候開始認真地增添它的圖書。它當時還沒有自己的所址,書籍值得存放在國立東方語言學院(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的圖書館內,及至三十年代初,才附設于巴黎索邦大學(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校舍。是時,葛蘭言提議從“庚子賠款”的津貼中,動用三分之一來購買圖書,餘下部分用以開設課程並設立儲備金。剛巧這時教育部委派東方語言學校一名圖書館員柯樂蒂·賀涅(Colette Renié)女士到中國採購圖書,順道亦為演技所購買書籍。是次採購規章,是伯希和所訂立,他中國典籍知識淵博,又有深厚的目錄學基礎,一向被同行們視為這方面的權威。其餘參與意見者還有葛蘭言、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5)、微席葉(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近代中國專家)和喬治·馬古烈(George Margouliès)(中國音樂與文學專家)等知名漢學家。最優先採購的是叢書與方志兩大類,事實上,這兩類圖書仍然是我們圖書館現今最豐富的庋藏。不過仍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漢學家們對中國時勢甚為關注,他們盼望獲得與當時中國政治、法律、經濟等有關之文獻,而對民族志與民俗學亦深感興趣。不管怎樣,在研究所的檔案內有對賀涅女士是次購書的翔實記錄,包括向北京十數間書店購書的清單與發票。當時購入的書共三十二箱,由法國海軍艦船負責運送回國。 至於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間的購書情況也找到了一些記載。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向一名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名字叫Tchen Yen-sen的人,以一萬法郎購入一批很有價值的書籍。跟以往一樣,研究所先向伯希和徵詢意見,他表示“這批書所收者都是好書,但並非都是上好版本”。至於價格方面,他肯定即使在中國也不可能獲得這樣的低價。關於這點,應該不要忘記中國當時正處於政治動亂並且經濟大蕭條的局面,有許多人單單為了經濟上的需要,把自己貴重的書籍放在市場上以賤價出售。在賀涅女士于一九二八年寄給葛蘭言的購書彙報中,談及普遍的貧困並沒有造成價格下降,因為始終有買家,而只是逼使人們將個人藏書出售。但她也注意到買家有來自日本、美國及歐洲等不同國家的競爭對手。 我們亦知道伯希和曾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數度旅居中國。他在中國小住期間,為研究所購入了為數不少的古代與近代的漢籍。此外,研究所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購入了外交家,也是東方學家莫里斯·古蘭(Maurice Courant, 1865-1935)的一批相當重要的私人藏書,其中包括有中文書、日文書及歐洲語文字的書籍。至於其他採購,檔案中就沒有留下可供我們稽考的記載了。 在這本目錄中,田濤先生為我們圖書館鑒定並撰寫提要的這些善本究竟來自何方?實在很難說。有部分很可能是與十七至十八世紀期間由傳教士帶回歐洲,而在而是世紀時在法國書店找到的。但我仍然需要提醒大家,在十九世紀前,輸入法國的中國書籍大部分是歸入皇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Royale)即今天的國家圖書館庋藏的。 其他善本書的來源,必然與我上文提到的研究所那些重要的採購有關(我們本可以拿出清單與發票來一一核對,但我無暇作這樣的工作)。例如上文說到的賀涅女士,雖然我們不知道她的漢學修養如何,但她到中國替研究所找書時,除了得到法國漢學家們參與意見,還有北京的專家學者當她的顧問。不過主要還是伯希和,法國同仁一致承認他深通中國目錄學,他在這方面的扎實功力曾受到羅振玉與王國維等學者的推崇。在這本書目中,許多珍貴書籍的來源肯定有賴於伯希和的蒐購。 最後,若干數量的善本書籍原是北京中法大學的藏書,一九五〇年被運回法國,現歸入研究所圖書館。我們不知道這些書是在什麽情況下,及由何人所購入的。 無論這些書籍的來源如何,由田濤先生撰寫的這本精湛的目錄提要,讓我們受惠良多。一九九五年我經介紹認識田濤先生,三番五次地享用他在北京的私人圖書館,他慷慨地讓他的外國朋友們出入這所藏書豐富的地方。田先生學識淵博,他對古籍有一份深厚的愛好,他在巴黎我們圖書館的書庫內為我們編寫這本提要期間,孜孜不倦地工作,在書架的最深處,為我們發掘出許多寶貴的古籍。我謹代表研究所同仁及法國漢學家們向他致以深深的感謝。 法蘭西高等學院教授 高等漢學研究所所長 魏丕信序於西元二千年十月 (譯文 岑詠芳)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 [法]魏丕信 監修 田濤 主編 岑詠芳 王家茜 助編 December 31 2008年就要来了2007年的最后三天真冷,省却了2007全年暖冬的担心。羽绒服终于挡不住寒风了,也终于体会到了多年不见的严寒,冷得真纯粹。
昨天去北大参加同门聚会,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饭后我说,又一年过去了。同行的老师拍拍我的肩膀接了一句,不是又一年过去了,是新的一年到来了。
于是晚上就没有回来。先是跟几个师妹在师生缘喝茶,然后去师兄家借宿。跟师兄和师嫂聊天到深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而又深刻地聊过天。我们聊到了十年前彼此的样子,今天的我们,还有,十年后我们可能的样子。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师兄,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十年后自己在做什么。十年过来,师兄好像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家庭和事业都很完满。而我,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跟他们一个时代的人。再想想,十年前,师兄遇到老师的时候,老师也不过跟现在的师兄年纪相仿佛,一晃眼,师长们真的老了,而我们已经变成昨天的他们。这有点历史感——25岁之前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体会到过历史感。也许人到了这个年龄,都喜欢思考过去和展望未来,因为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被我们掌控,又容易被错过。孔子说三十而立,大约人在三十岁的时候终于能准备充分地站在起点上,之前的人生经历都是被动的接受,这时的起点才是真正决定未来的出发点,若再不发力,人就会无可挽救地滑向平庸。这不奇怪。两天前,我和大学同屋的两位同学吃饭,聊的话题和聊天的方式都与昨晚一样。没有人会在三十岁的时候自甘平庸,不管他们的事业是否已经有了基础。
我的未来规划其实相当明确,对于未来,我从未像现在一样有把握。但未来毕竟是没有发生的,把握不代表现实。正如那位老师说的,不是又一年过去了,是新的一年到来了。未来还需要时间来实现。这一年我过得不太好,究其原因是自己被生活控制,缺乏自省的能力,但它终究还是过去了,新的一年才是在我手中的。
今天在美嘉看了《蓝莓之夜》,然后回来迎接新的一年。
看蓝莓之夜的时候我睡着了两次,我早已对王家卫失去兴趣——十年前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不需要再考虑,因为它已经没有被考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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