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onely drifter off to see the world: 圖書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

Tue, 01 Apr 2008 06:16:34 GMT

偶上当当，发现在搞古籍类图书精品展。很多出古籍的大出版社都与列，价格居然都很公道，甚至是便宜。当然这里是没什么“古籍”的，所言不过是现在的排印本。但也有做成线状的影印本，其中就有这部《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和《宋元书影》（当年的留真谱本来就是影印，所以再印一次还是一样的）。均在原价上有折扣。（如今这两部书影在买旧书那里已经涨价不少了）毫不犹豫就下单。结果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果然缺货了，赶紧上joyo，不仅有货，而且价钱更便宜（因为是早一版的，定价低）。下了单，再去看，发现这个书后面忽然显示缺货，很忐忑，好在joyo今天发信说送出来了，再上网查，那书又有货了。心下大定，都是最近在网上淘《清代版本图录》未果留下的后遗症。

现录孟宪钧所写《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四陶湘（涉园）部分于下，以志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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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陶湘

鉴古陶公有别裁，闵凌汲古共崔嵬。
开花笺纸莹如玉，赢得藏家雅号来。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冶十年(1871年)，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享年七十岁。陶氏出身于官宦之家，早年也想走科举仕途之路，然而屡次乡试都铩羽而归。科场失意，使他只好另谋生路。辛亥以前，他先后在地方和军队担任一般职务。入民国后，陶湘跻身于实业界和金融界，历任上海、天津、山东等地纱厂经理，又任职中国银行，为驻沪监理官及重庆、天津分行经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等。

丰厚的收入，为他日后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陶湘三十岁左右开始收书，由于他锐意搜求，藏书事业进展神速，不数年，即得书三十万卷。剑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五十八岁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这时他已是一位收藏颇富，享有盛誉的藏书家了。

陶湘藏书，不同于一般传统的藏书家，而有着他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首先，他藏书不专重宋元古本，而是以明本及清代精刻本为搜求的日标。涉园藏书多达三十万卷，完全无愧于藏书大家之列，但他却能另辟蹊径，以明本为大宗，数十年间，共收得明本一千余部。早年傅增湘与陶湘曾经有约，如果陶湘能收得明嘉靖善本一百部，傅增湘甘愿为之题“百嘉斋”匾额相赠。出人意料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陶氏所收明嘉靖善本竟然超过了二百部。“百嘉斋”应改题为“皕嘉斋”才是了。

陶湘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富于收藏闵刻套印本。套印本起源于宋元时代，现存最早的套印本实物，是元代的《金刚经》，为朱、墨双色套印。而套印技术最为鼎盛的时代则是明代中叶以后。其中以吴兴闵氏、凌氏所刻套印本最为著名。闵凌二氏所刻书，从最普通的朱墨双色，以至于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本最初的同的是将前贤名家批评圈点的书，用朱、蓝、紫、黄等色加以区别，做到段落分明，标识明显，以使初学者便于诵习，易于理解。

关于闵刻套印本的始末及功用，傅增湘先生任《闵版书目序》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论述，兹录之如下：

明季吴兴闵齐汲创朱圣及五色套版，凌蒙初汇集诸名家诗文评批点而印行之。宋体方正，朱圣套印，或兼用黛、紫、黄各色，白纸精印，行疏畅广，光采灿烂。书面签题，率用细绢，朱书标名．颇为悦目。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成具。其格式则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草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已。数百年流布人间，称为“闭版”。

近世侈谈版刻，闵氏之书，或以为近于批尾之习，为大雅所不屑顾。谛观之，其标点脉络分明，使后学披览，有引人入胜之妙。其版刻精丽，足娱老眼。而唐贤诸集，尤多源出善本，固贤于麻沙坊估远甚。

陶湘之专意收藏闵版书，是因为受到著名学者、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启发。起初，旧式传统的藏书家大都走佞宋尚元的路子。对于时代偏晚，为初学者指示门径的套印本不屑一顾。惟独陶湘慧眼独具，充分认识到闵版书的艺术价值和巨大潜力。经过多年的搜求，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共收得闵、凌版套印书一百一十部一百三十七种。其中最著名的有五色版《文心雕龙》，四色版《世说新语》、三色版《古诗归》、双色版《花间集》、《唐诗艳逸品》等。闵版书历来并无确数，一般来说，其总数约在一百三十部左右，陶氏所得，可谓得之十之八九，堪称民国第一人。陶氏根据自己多年的搜求经历和丰富的收藏，编写了《吴兴闵版书目》，为后人研究学习闵版书提供了方便。笔者有幸见到陶湘晚年亲笔书写的《萃闵堂书目》稿本。粗校一过，已刊行的(《吴兴闵版书目》文字颇有异同之处。

陶湘藏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收藏开化纸本书。我国历来印书用纸种类繁多，十分讲究。江山代有佳纸出，例如唐人写经用硬黄纸，宋元刻书用麻纸，明代刻书用棉纸，清代刻书用连史纸、开化纸以及竹纸、皮纸、高丽纸、美浓纸等等，不一而足。清代初年，浙江开化生产一种色白光滑、坚韧细密的佳纸，康、雍、乾三代内府多用其印殿版书，如《御制耕织图》、《御制避暑山庄诗》、《周易本义》等。当时一些文人学士的家刻本，其最初印本，少量用以馈赠朋友等，也多采用开化纸。如康熙本《饮水诗词集》、《汗简》，雍正本《笠泽丛书》、《冬心先生集》，乾隆本《春雨楼集》、《西京职官印录》等。其实直至嘉道年间也还有人用开化纸印书，如秦氏石研斋的《隶韵》、许氏享金宝石斋的《六朝文絮》等。这些书真所谓是“纸自如玉，墨凝如漆”，开卷即令人赏心悦目。陶湘既有书淫之癖，对此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只要是开化纸所印书，不论何类，有见必收。他因此赢得了“陶开花”的雅号，民国以来的书林中，几乎无人不知道这一名称。

陶湘藏书，还以收藏毛氏汲古阁刻本而著称。明末清初的常熟毛氏汲古阁，藏书既富，刊书又多。毛氏为收书，不惜花费重金。以千金买马骨的精神，广召天下人为之送书。以至当时苏常一带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谚语。毛氏所刻书，往往依据旧本精校精刊，其中如《屈陶合刻》、《三家宫词》、《四唐人集》、(《说文解字》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书。毛氏刻书，流传极广。起初毛氏刻书并不为当时的藏书家所看重，及至百余年后，古书日少，新书渐古，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道光年间，《汲古阁校刻书目》的刊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益发引起人们对汲古阁刻书的重视。于是搜求毛氏刻书，不乏其人。陶湘便是其中之一，他以三十年精力所聚，搜罗毛氏刻书五百四十多种，占毛氏全部刻书六百种的十分之九，实在难能可贵。真可谓是毛氏的千古知已了。

五、陶湘藏书还很重视清代殿版书和版画书。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十分重视印刷事业。清内府(武英殿)刻书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远远超越前代。例如清顺治朝刻的(《资政要览》、《御注孝经》，康熙朝刻的《周易折中》、《古文渊鉴》，雍正朝刊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金简主持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些书缮写刊刻工致，纸张遴选考究，装订端雅大方，写版、印刷、选料、装订各个环节，无不尽善尽美，成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备受后世藏书家的喜爱。陶湘所藏清内府暨武英殿图书甚多，其具体数目虽然不详，但从其所作《清代殿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及其他有关著作，即可见其研究之深和收藏之富了。

陶湘收藏版画书及艺术类图书也是颇负盛名的。在他影印行世的《喜永轩丛书》中，可见大量的版画如《天工开物》、《授衣广训》、《牧牛图颂》、《离骚图》、《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避暑山庄图咏》、《云台二十八将图》、《仙佛奇踪》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品。可惜他晚年境遇不佳，不得不将大量珍贵的艺术书籍出让以维持生计。

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程氏墨苑》(新印本)、《方氏墨谱》、《墨海》、《十竹斋笺谱》、《十竹斋印存》、《瑞世良英》等。值得欣慰的是，陶氏旧藏的新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十竹斋印存》、《方于鲁集》、《毛古鹭集》等，都为郑振铎先生所收得。先生身后，尽归诸公，现在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中。郑振铎先生在(《十竹斋笺谱初集跋》一文中，写下了他得书时的激动心情

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去岁暑中，因某君介，从陶兰泉氏许得彩色本《墨苑》，诧为难得奇遇!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

陶湘藏书。特别讲求赏鉴艺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视其艺术代表性。从上述介绍来看，他的收藏，无论是闵版套印本、开化纸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等等，都是艺术性颇高的。具体到每一部书来说，他又无不重视其外观、品相，务求每部书从写版刊印到纸墨装潢，都要尽善尽美。一书凡有断烂破损处，他都务请能工巧匠加以修补，凡有阙篇少页处，他都务求旧纸，倩人照原行款字体影抄补全，凡需要重新装池的，他都不惜重金，务求全书封面完好、序跋俱全，书品精整，美观大方而后已。傅增湘曾对“陶装”有形象的描述：

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者。

陶湘不但以藏书名噪一时，而且更以刻书闻名干世。陶湘涉园刻书与他的藏书一样，都是以“精”字著称。如今在陶湘身后半个多世纪，他所刻书早已被后世人们目为新善本了。陶湘虽早在宣统年间就刻过书，但真正大举从事刻书，还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事。民国十一年至民国二十年这十年间，陶湘刻书印书的数量极为惊人，总计约为二百五十种以上。其中主要有：

、一、儒学警悟六种，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

二、百川学海一百种，民国十六年 (1927年)刊。

《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这部书是中国丛书的鼻祖，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陶湘藏有《儒学警悟》的明钞本和《百川学海》的宋刊本，因以刊木付印。友人某君藏有《百川学海》的朱墨初印本，是涉园赠送傅氏藏园的礼物。尽管全书卷帙浩繁，仍然是册册纸精墨妙，装潢讲究，一丝不苟。

三、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

此书前十七种乃仁和吴氏双照楼刊于清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191 l-1917)，后二十三种自民国六年(1917年)由陶湘接手续刊，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全书皆依宋元旧本影刊(少数系据明本或钞本)，内容既佳，刊刻又精，无怪乎一面世，即受到人们的青睐。笔者曾经得到一部《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二册，为初印校本，墨钉尚存，且有近代著名词家朱祖谋(孝减)的亲笔校字多处，号戋戋小册，亦自庆幸书福不浅。

四、《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一书先有营造学社石印本流行于世。后陶湘又据宋本精校影摹上版。其书版式阔大，刊刻精雅，且有精美套色插图多幅，确属民国精刻本的代表作品。

五、《喜永轩丛书》三十九种。

全书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编。大多数为艺术类书，少数为文学类书，皆罕见少传者。其中包括多种版画书(详目见前)，极具观赏性。虽然是石印本，但是其印刷，装订、开本、版式，无一不精，远远超过一般的石印书。

六、《涉园墨萃》十二种。

此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影印。内收《墨谱法式》、《墨经》、《墨史》、《墨法集要》、《墨海》、《鉴占斋墨薮》等十二种。是研究古墨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套色本《鉴古斋墨薮》，色彩明艳，惟妙惟肖，可谓下真迹一等。

七、《百川书屋丛书》十六种。

《百川书屋丛书》为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陶氏影印本。其中的《程式心法三种》、《唐褚河南阴符经墨迹》、《乾隆宝谱》、《清内府藏古玉印》、《金轮精舍藏古玉印》等都是颇具艺术价值的精品，且流传稀少，弥足珍贵。

八、《拓跋廛丛刻》十种。

该书所收均为据宋、明旧本影刊。摹印、刊刻、纸墨、装订均属一流。

九、《影刊唐开成石经》。

该书刊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是陶湘以“皕忍堂”的名义，代军阀张宗吕影刻的。该书尽管卷帙浩繁，但全书从摹写刊版到纸墨印刷，直至开本装潢，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俱臻上乘。该书系由北京琉璃厂文楷斋雕印。

十、《影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

该书系陶湘据明毛氏汲古阁藏钞本影刊而成。刊刻精工，亦属善本之列。本文所附书影系著名藏书家徐乃昌旧藏。

十一、《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初二辑。

该挡影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大概是陶氏平生刊印印的最后一部书。

初辑收宋版书二十三种，均为德化木犀轩李盛铎木斋氏所藏。笫二辑收宋版书十七种，原书分别由番禺潘宗周、江安傅增湘，德化李木斋以及海源阁杨氏旧藏。该书是继《留真谱》、《宋元书影》等书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影。

十二、《陶氏书目丛刊》十五种。

该丛刊为铅印本，如果说上述各书体现了陶湘刻书的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而《书目丛刊》则是更多地体现了陶湘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学术成果。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应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主持故宫殿版图书的编订工作。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又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在此期间，陶氏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了清内府刻书的历史。撰成《清代殿本始末记》一文，并辑成《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袖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四库荟要目录》、《钦定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等多种目录，收入《书目丛刊》之中。此外，《书目丛刊》还包括《明内府经厂本书目》、《明吴兴闵板书目》、《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等，这些则体现现着陶湘对明代版刻深入研究的成果。

各种买书

Sat, 15 Dec 2007 14:24:40 GMT

中华书局开了特价书市，各种图书全部五折。周五大早我就去了，结果到那发现我那粒京城青年一辈藏书界小有名气的师弟都往出走了。心下有点惴惴，不过我的目标是《元史》和《明史》，想来不会有太多人关注。

进去一看，哇塞，跟菜市场一样！满地的书，摊成了几大排，一群一群的年轻面孔就扑在上面。围着一圈都是被划分的势力范围，堆的都是这些青年学子挑好的书，有人看着，还有人拿着书单在地上拣。真跟不要钱似的。看那架势，人家是集体出动，分工明确。我赶紧和同去的朋友在旁边占了一小块空地，先拾了两本书占上，再把空书包放在上面，算是圈定了地界，然后各自扑向市场去。

最后购得：

《明史》一套，28册（开始很凶险，据说只剩下了一套，品相不好，可我又实在是必须买，拿出来心里还直犯嘀咕。后来竟然又给我发现了一套，也不太好，但两套拼一拼，也算干净完整）。

《元史》一套，15册。

两套大书买到算是了却心愿，剩下的就真是淘到了的。

《岭外代答校注》，一册，2006年重印本。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一册，《文史知识文库》2006年重印本。（这书很小，很经典，原价才8块）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一册，《国学入门丛书》2003年重印本。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一册，《国学入门丛书》2005年重印本。（讲宋以前的类书）

《中华大帝国史》，一册。（这书要与《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看，还必须买）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一册。（谁叫我有提要书目癖呢，贵的又买不起，便宜的总得买）

《中国古代的梦书》，一册。（这个书很小很小，1998年版，定价4块。估计也就这一本了，还是样书。但这本书很好玩很好玩，恩，各种解梦占梦的文献，某人肯定很感兴趣。）

《会评会校本金瓶梅》，三册。（这是这次购书最大的收获！得来也颇为周折。现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金瓶梅》，特别是能当研究文献的版本——有些莫名其妙的盗版或者盗印本，都是供人当「淫书」看的，研究中全无利用价值。这个版本可能是保存《金瓶梅》词话和小说最完备的本子了，并且保存了所有的旧评，还校对精良。稍微可惜的是，它也是个洁本，而且用简体字排印。1998年中华出这个书还是内部发行，仅印了3000套。我在中大用过，其后想买，但现在的书店都没有。这次我先是看到有人占了一套，虽然品相十分之差，但对方也丝毫不愿转给我。只好问中华的雇员这书还有没有，被告知库里有，可人家不会给我进库去找……我也不愿再来一趟，于是悻悻然以为不可能了。可后来我又从地上看到一本上册，于是就又有了希望。谁知任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另外两册了。中华的师傅告诉我，这书只要出来全套就肯定被买走。希望又变成了失之交臂的失望。我甚至犹豫再三要不要先买了这一本，剩下的慢慢配，但理性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北京的旧书贩子太精明了。但总觉得如果不买《金瓶梅》就少了点东西，根据我的理财逻辑，这就是我平白多了一百多块大洋，太对不起口袋里的银子了。于是最后关头，我决定再买一套《隋书》，算是补偿。谁知道我跑到堆二十四史的暖气片上竟然连《隋书》都卖完了！很生气！不过……我又看到了几本《金瓶梅》，而且，还是完整的一套！于是……这一趟我很开心）

《启功丛稿·艺论卷》，一册

一次准备不充分的购书能买到这个程度，也算不错了。不过我还是很不甘——我实在是没有空间，也没有银子了，只能看着同去的朋友开开心心地买到一套《皇明经世文编》，小有嫉妒。

按说够了一次书，花了三分之一个月的薪水，该收手了。可人的欲望就是这样，一旦勾起头了，就很难平抑。回来之后又在网上订购了一些想买却一直没买的书。包括：

《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三册。

《书林清话、余话》，一册。

《语石：语石异同评——考古学专刊丙种第四号》，一册

黄裳的《清刻本(插图珍藏本)》，《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一册（这套书别的都不敢买，黄裳是有质量保障的高手，必须买）

今天书还未送到，我去五道口参加同学聚会，顺路去了万圣，又有收获。买到一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2000年版的，现在也很少见了，当年的价格不低，现在看来却也很公道，不容易。还顺手买了一本《湘西巫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文笔轻松，适合消遣。

以前从来不写购书清单，这几天有点疯了。记一下。

荐文：戎葵《暮云深》

Tue, 06 Mar 2007 08:57:22 GMT

郑重推荐戎葵的《暮云深》

正文

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20987

番外

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25156

暮云深处不须嗟

最近很没看文的心情，过年的时候好友推荐了《暮云深》给我，我却随手丢在一边——我自烦恼已太多，不敢再轻易看悲文——过了几日早就忘了。
昨日元宵，本已春意逼人的北京，却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雪后继而狂风，一时间，一冬的寒凉，一季的凄楚蓦上心头。偏又突发奇想，这样的日子，本该围炉读书，或许以后还找不到这般情致了。于是上晋江，点了推荐榜，突然发现编辑推荐榜单中的《暮云深》这个名字很熟悉，于是点开一看，只有寥寥数章，想必不会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制作，装装样子打发无聊正好合适。
谁知一入大人的妙手世界，竟然沉溺了两天，不能自拔。期间或唏嘘，或愁苦，或怅然，或痛心，或释怀，甚至于潸然泪下。一颗心中的苦乐哀喜，当真是被大人控驭于笔端纸上！时而跃马塞外，时而浅吟花下，这一程竟然走过了一世轮回，一场宿命。如此沉重，这般无奈，仿佛人世间的机关算尽、缱绻缠绵都被这篇并不算长的文字诉尽了。一日看尽洛阳花，暮云深处不须嗟。
我看文一读文字二看人物。戎葵的文字初读并不轻松，并非流行的精炼短句，因为下笔深沉，只有字字句句品了，才能觉出其中的不俗。尤其是诗文典故，信手拈来，有时颇要停下来想想，然后才能会心一笑，赞叹绝妙。戎葵的人物初看并不引人，虽然各个丰神俊秀，却略显单薄，开篇看完，我不喜欢陌楚荻的纤弱阴柔，方杜若的平淡，甚至毓清和毓疏这时还有点飘忽不定。因为很难有作者能将笔下的每一个俊秀人物都塑造得当得读者的品砸，所以我预期此文可能会控制不住人物。可是，戎葵没有让我的预期变成现实，因为她不是普通作者。待到全篇读完，回头再看，方能明白小陌小方从出场就该如此，毓清毓疏也是逐渐才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读者和人物一齐沧桑，可叹可叹，只有他陌楚荻一个人在开始就算尽了每个人，包括读者。情深不寿，小陌原当福薄。可是，我却无法去评判书中人物到底谁更加情深一些。戎葵的人物不断给人惊喜，凡出场者皆耀眼夺目，俞晴是第一次，越临川是第二次。谁能想到中途出场的主角不仅没有使文气枝蔓，反而能令文章更上层楼。这个笔下的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忘了说翟怀羽，唉，这个人物连主角都算不上了，寸相思，相思寸，寸者肝肠，思者天涯！说到他我简直无语ing）
文字人物俱属绝佳，若戎葵还说不出好故事，那可就天理难容了。没错，故事讲得更好。固然一写宫廷戏，人人能想出指婚逼宫征伐，可有几人能把这些事情写到入情入理？戎葵不仅写到了，而且毓清那一次反戈一击，陌楚荻那一次玉石俱焚，无不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写到这个地步，真不知道是小陌的心里面窍多过比干，还是戎葵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幸好，这样的故事，还是没有错过。不能错过啊！
一夜北风，今日艳阳高照，一天一地的积雪都吹到了虚无缥缈之处，好像未曾降临过。读到番外，我才能跳出那场景安到嘉隆年间的大雪。雪住了，风还没有收。还有庆麟，还有俞晴，还有年幼的毓清与杜若，登科时的楚荻与毓疏。他们都没有走，驻恨收官还不太迟。
（第一次在晋江写长评，不知道胡言乱语了些什么//blush。就此打住吧）

ps.也是第一次在space荐文，请大家移步一观

二百五十三

Wed, 16 Aug 2006 15:10:45 GMT

统计资料一项。

经过两天的整理，发现论文总共引用了二百五十三种文献，包括古籍、中文论文、专著和英文日文论文、专著。

多还是少不知道。但是真折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献最多用了几页内容，有的甚至只有一页。

特此志纪。

赵俪生：《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cont.2)

Sun, 14 May 2006 12:30:01 GMT

·学术生平

赵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1934年，仅18岁就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次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翻译发表苏联小说。1937年抗战开始，到太远受训，后面两年参军，这就是他屡次提到的亲自打日本人的往事。在此期间，与高昭一先生结婚。高先生长赵先生两岁，我在那次的时候也有见到，看起来比赵先生还要清健些。

1947年之前，赵先生的作品以译作和小说为主，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略》，刊登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从此进入史学领域。初入史学，他的主要方向在思想史，集中在明清之交，对亭林、梨洲、船山三大家均曾著文论述。五十年代前期，他的主要兴趣明显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斯大林对史学的新指导》、《再论上层建筑与基础并答找宗复先生》、《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等文章。1953年之后，他更多进行实证研究，这就是他说的“第一个像样的科研项目”——农民战争史。文革中赵先生被剥夺发表文章的权力，八十年代，恢复研究自由之后，他开始对土地制度史进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的兴趣一直都很广泛，不过上面两个题目是较具连续性的，从他的论文目录上看，上自先秦，下抵晚清，各个时代的题目均有涉猎。在众多题目中，思想史和文化史是另一支贯穿始终的课题。据赵先生说，这才是他晚年的真正兴趣。在他看来，大概具有能传世价值的也是这部分。

赵先生的这种学术格局，确实深受时代影响，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大有问题的”。从大学时代，他就具有左的倾向，所以农战史和土地制度史都无法脱开马克思史学的大框架；后来避难西北，又作了一些零星的西北研究。这些研究各个方面的深度上会参差不齐，终于不能成一贯穿的大学问。但这些不影响他的精深。首先，他不是那种能被框架框住的人。他讨论农战和土地所有制，用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概念，但忠于历史事实的他，不断修正人们对概念的僵化理解，用他的话来说是“逆反”。所以，从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学者所具有的独立的、真诚的品格。其次，他那些看似离散的论文背后都有一条隐含的思想史脉络。从他发表的第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到后来研究顾炎武、研究明逸民、再到研究西北史地的徐松、张穆，其间经世致用的思想脉络和救亡图存的情感脉络都未曾割断过。想必这与他亲历抗战国家危亡那一刻分不开。以上两点也同样无法剥离时代背景，但是他的独特个性终于还是让这位老人成为了一个“驰骋史域、了无挂碍”的一代宗师。

说到赵先生的性格，不能不由他的治学心路入手。他自述：“我的旧学功底只是一部《孟子》，而且7章之中只学了5－6章。在这一点上，我就无法跟郭沫若和好友童书业相比，他们旧学根底是‘幼学’，像梨园子弟自5－6岁历三冬两夏之苦积累下来的。与他们相比，我简直是不堪以道里计。”赵先生很清楚自己的不足，于是中年以后他不断“追补”旧学功底。他花了几十年精力追补了二十四史、十三经，尤其于经部，花费了50岁到70岁二十多年光阴。而且他用的方法是万斯同的“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通诸经不能穹《傅》、《注》之敝”。这在今天毫无“幼功”的我辈想来，恐怕大家冷暖心知了。具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确可在传统史学领域里驰骋无碍了，如果今天有人有这份功力的话，那可是高人，至少得混个国家认证的大师，再不就是独霸一方的大牛，而且决不是那种一肚子草包的“伪大牛”。然而，赵先生在学术的取径上却并不甘心于此。他不执着于考证，认为只有当琐节问题紧密地联系着大关节目问题时，才“躲闪不开地处理一下”。赵先生这种看法切不可断章取义的理解。盖因乾嘉以来，形成了一种把“大关节目先撇在一边不管，从琐节开始到琐节收尾”的路子，赵先生的话是对此的反动，是说研究的时候要有问题意识，不能钻牛角尖做饾饤之学。为了避免读者误解，他又说：“反考据带来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史料的重视不够，对史料之增殖的迫切及不上对理论之增殖的迫切。这一点，我发觉到了，并且在晚年努力纠正它。”这两种倾向同样有害，只是随时代的不同，强势地位屡次互换而已。至于今日，似乎后一种较盛，训诂、考据大有变成绝学的危险。（当然，最近风气略有回转）但是长远看来，中国史学界的问题意识从来都乏善可陈。乾嘉的时候作考据，不擅立论；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以僵化的理论指导研究，看似理论性很强，实则全无原发的思想内涵。不过现实中又有更末流者，两边都不靠，两边都不懂。就我亲眼所见，现在培养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不仅不懂怎么看书，更不懂什么是问题，怎么处理问题。真不知道赵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又作何感想。

最后，以赵先生自述学术的一段话结尾，颇能见到他的性格和风格，亦显露他一生纵横于学术世界的潇洒：

我的最终宿营地，怕还是哲学。我爱思维。纵观我的一生，由文学而哲学，历史学到头来不过是个过渡、一个跳板。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驻客，正像鲁迅《野草·过客》中所说的：“我还得走。”“一个声音在呼唤我。”……

2006-2-21动笔

2006-5-14补完

赵俪生：《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cont.）

Sun, 14 May 2006 12:29:15 GMT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

从兰州回来，一直忙于论文，仍旧没有真的找来赵俪生先生的文章看。昨天，在图书馆找书，碰巧看到书架上的《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就抽了出来。哪知稍一展读，就被吸引住，竟然不忍释卷了。同时，也暗暗为自己在见过赵先生半年之后才找他的书读这件事感到汗颜。

想起见赵先生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他的东西基本就在那两本书里面了（这本《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和《寄陇居论文集》）。我还觉得惊讶，怎么一位能使朱先生不远千里惦记着的老先生竟然只有这么一点成果呢？这次打开自选集一看，才明白赵先生的意思。这本书共收文十六篇，其中十四篇为论文，两篇为学术自传和自撰学术年表。十四篇论文分四个专题：1、农民战争史，只有一篇论文“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2、土地制度史，包括四篇论文，分别为“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遗存”、“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3、思想史与人物，包括六篇论文，分别为“朱熹与王守仁之比较的探索（附：王阳明和他的学派）”、“顾炎武《日知录》研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研究”、“清初明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略”、“顾炎武新传”、“王山史年谱”；4、晚清西北学，合共三篇论文，为“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张穆”。

不如看看赵先生在后记中所谈的自己收选文章的心理活动。

我平生第一个像样的科研项目，是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像我在《自传》中所写的那些专题，及今思之尤津津有味。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现在只选一篇，不过是由于这一篇曾蒙以为日本学者为之著文奖誉罢了。

第二个科研项目是中国土地制度史。这个项目我坚持的时间长一点，约20年。我从事这个项目，也有我自己的特点。我是从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解体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夹杂着公社残余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来展开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这一点，被李约瑟注意上了，发函邀请我参加他的一次盛会，可惜恰好碰上国内不稳定，没有去成。

在这方面的具体文章方面，还可以说几句话。公社（Commune）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闪不开的，但郭老（D按：郭沫若）却说不能讲公社，讲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经不是躲闪不开的问题了，但唐长孺先生却说公社是均田农民之父，等等。这时，郭、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权威，我抖起胆来跟他们争辩，这文章就选在本集里。

再一个项目，是顾炎武。这项目原本不是这样的。原本是明清之际黄、顾、王三先生（D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比较研究。但黄、王资料多在南方，而顾晚岁25年在北方，齐、鲁、秦、晋文献中多可觅到踪迹，所以研究中心不知不觉偏斜了，偏到顾一人身上来。顾的一生，著作都很严谨；活动有时诡秘；也值得我们留意。70岁以后，我写过一部《日知录导读》，海内外评价颇不谓恶，只可惜那都是些段段，虽然加一些《讲》，也流露一点晚年为学的心声，但究竟难选到《自选集》中来了。

我自40岁以后，举家移居陇右，至今已40年，此生已不再迁徙。借到大西北的机会，接触到不少少数民族的文明成果，感到津津有味，不觉又延伸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活动，做过一些研究，涉及五凉史、西辽史、蒙古在西域诸汗王史、帖木儿汗国史等等，由于条件限制，这些研究多半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就又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现在拿来选在《自选集》中的，仅是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原学人为了救危扶倾把眼光转向西北史地、西北民族方面来的几篇文章罢了。

值得遗憾的，是有关先秦文化、有关《周易》的文章，碍于《自选集》系列书规格的限制，没有选到集子中来。“孔子老而好易”，一个人人生经验积累多了，自然而然对《易》的体会就深一点。人们说，等下本再选入吧。可是到那时，怕已经“隔世”了。

赵先生1964年发表了《日知录研究》，这是在兰大校长的特许下才得以发表的，用他的话说，此后“二十年中所发表文章，不过如此”。“不过如此”（！），看似轻描淡写，但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又能有几个二十年呢？加之“‘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赵先生的大部分研究，恐怕也都难逃这一梦的谶语——有太多时代的烙印。赵先生是豁达的人，也是高度自省的学者。后来选编学术论文集，他自我形容为“中国史学园地中的一朵寒葩”“总给人一种发育不正常的感觉”，所以对那些时过境迁、已经不在学术主流的文章一律不选。

赵俪生：《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

Sun, 14 May 2006 12:26:25 GMT

枕边书

赵俪生：《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D同学

我是去年夏天见到赵俪生先生的。之前听说过他的名字，却没看过他的文章，甚至连他的研究领域也不知道。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八卦，什么他的自传里写了一段跟杨联陞在美国的不愉快经历啊，什么他是秦晖的导师啊，都是在网上无意间瞜到的东西。

去兰州开会之前，我的导师老早就备了两本赵俪生先生的书，说是去兰州一定要拜访赵先生，求个签名。导师不是爱攀附前辈的人，也从不轻易对别人（同辈或者前辈，甚至后辈）的学识人品加以评骘——就算赞赏都是点到即止。但是我感觉得到，见赵俪生先生之前，他是有些特别兴奋的。我帮他背着那两本书，一本是《寄陇居论文集》，一本是《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前一本是八十年代初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纽约买的，后一本是九七年在九龙买的，看得出来都蒙上了岁月的痕迹。我本想在见赵先生之前大约了解一下他的学术情况，可是却没来得及在飞机上仔细看，只大概翻了翻目录，却不得要领。因为两本书中的论文题目涵盖面太广，又都是些老题目，当年的热点，到得今日略现老调了些，就提不起兴趣来。

我们是在到兰州的第三天（8月16日）早晨九点去到赵先生家的。那个时间本来应该参加会议的分组讨论，可是国内办的学术会议实在无趣，会前不派发论文，会上报告者浮光掠影那么一讲，经常让人抓不住重点，有些讲者甚至连个提纲都没有，全靠嘴说，别人也委实难以加入交流。甚至在听大会主题发言的时候，我都总是忍不住想问：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导师和我在前一天就分别作过了分组报告，算是完成任务，再加之从当天的报告安排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题目，于是我们就一齐逃会，拜访老前辈去也。

赵俪生先生的家在兰州大学的一幢旧公寓的二层。找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因为问了几个路人都不知道赵先生是何许人。好在地址是导师早就向在美国的赵结女士（赵先生的小女儿）问好的，定位地址总是比较容易些。见到赵先生以后，发现跟我想象中差别挺大，年近九十的人，身体不好是意料之中的，但没想到他的精神十分得好，分外健谈。本来以为最多半个小时的会面，竟然因赵先生的兴致极高，足足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实在是担心他的体力消耗太大，我们才离开的。

赵先生一开口讲话，我就喜欢上这位老人家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开场白，他说：“赶紧来看我吧，我已经八十九了，再不看就看不着了。”老年人一般都特别忌讳生死，可是赵先生却这么豁达，丝毫不以此为意，反而拿自己的情况来开玩笑。我当时心里就想：真是个可爱的老头，一点暮气都没有，这样的人一定能享长寿。

赵先生说自己的脑子不行了，两年前开始无法工作，因为写东西的时候思维已经不能连贯了。然而从言谈中，我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询问了导师的背景，知道他曾在美国读书、工作，就从自己的清华同学，当今美国汉学界的泰斗何炳棣先生身上开始讲故事了。赵先生讲故事，既有史学家特有的考证源流，又有文人的流畅和幽默，什么事情让他一讲都那么富有历史感又不失浪漫风趣，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我想过去人们讲的“耳闻者如倾化日，面领者如坐春风”，大概就指这种情况。可惜由于事涉何炳棣先生从未写在自传（《读史阅史六十年》）中的秘事，我就不好公布出来了，怕没搞清其中曲折，讹传出去不太好。后来他又主动谈到到自己的女儿（赵结女士）和外孙（邱锋，北师大博士生，小我一届）的导师——余英时先生和瞿林东先生，他表示不置一辞。这时，一直坐在旁边拉着赵先生的手，给他传话的外孙邱锋（赵先生听力不佳）伏在他耳边大声说：“爷爷，你跟人家政见不合，你说的不能信。”赵先生拉着孙子的手，哈哈大笑，像个孩子一样。反倒拉着爷爷手的邱锋，微笑的更像个大人。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孙子还能跟爷爷如此亲密，如此动人的祖孙情，在我这个失去了曾经最亲爱的外公的人看来，是很羡慕的。正是有这种和睦又开明的家庭环境，赵先生的儿子治秦汉史，女儿治思想史，外孙又选择了史学史。在经过一个世纪的乱世与治世交叠之后，三代执着于一种学问的世家不多了。也可以想象，赵先生虽然时常臧否人物，却从来不试图以此来影响别人，连子孙都不。这又是一种豁达。

赵先生又讲了自己的经历，从小时候的家庭和读书经历，到后来避难大西北蛰伏在兰州大学四十多年，还有他的一众好友（在我听来都是前辈大师），一件一件，仿似传奇。从“一二九”到“文革”，那些时代的风浪，活生生地与他的生活细节连在一起，大时代与当时的小人物无法不让人浮想联翩。只是这些在我们这一代人想来当是无比沉重的往事，到了赵先生口中，都那么轻松。他甚至自嘲说，亏得父辈败了家产，不然自己就是纨绔子弟，学抽大烟去了。又说，文革没开始自己就逃到了大西北，所以幸运地避开了很多政治迫害，颇有自得的语气。

其实，沉痛的经历太多了，没了生活的幽默感，又让人如何承受呢？这大概是赵先生得以长寿的法门。我还听他说起，他曾经的字画和藏书，现在都流入了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却也不见他语气中带有不甘。我是理解收藏家对自己藏品的珍爱的，尤其是赵先生的藏品中有很多是前辈和旧日好友的手迹，这些书画恐怕对赵先生还有更多的含义。中间赵先生向大家展示了一本画册，都是过去友人赠与他的字画，现在博物馆印了出来，里面就有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这样的伟大人物，还有他的山东同乡张政烺、黄云眉。

拉扯了一堆，还未涉入主题。其实，我是不太想描述当日见赵先生的情景的，因为我的文笔实在差劲，跟这儿再费力地转述，也不足以再现当日赵先生风采之十一，说不定还适得其反。而且当时完全不了解赵先生的学术成就，所以只能当作自己偶遇一位风趣的老人之后的直接感触，颇有点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所以这段故事就此打住吧。开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谈谈读赵先生文集的感受的，不如就此步入正题。

怀念牟复礼先生及其他

Mon, 03 Apr 2006 11:29:52 GMT

我没见过牟复礼（F. W. Mote）先生，也永远没机会见了——牟公已经过身一年多了。我对牟公的印象，全部是在过去一些年里面拼凑出来的。

知道他的名字是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在读地理系，很迷地理学理论，尤其欣赏将理论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的研究。可惜都是自己在迷，眼界太窄，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怎样去拓展自己的视野，更不懂反思“理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说起来，我曾经是个盲目的科学主义者。那时候我对国外的研究很好奇，又找不到直接了解海外学术主流的方法，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对他们有一种近乎好奇的神秘感。于是，我只好起劲地去拾被国内学者嚼过一遍的牙慧。事实上，以地理学界的情况而言，能略微跟上的，也仅仅是国外至少二十年以前的学术主流了。我就是从大学课堂上听说了施坚雅（G. W. Skinner）这位人类学家。当时我甚至对“人类学”这个词都没什么概念，所以就以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且是使用地理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这让我很高兴，找来了他的所有著作读。当时他主编的那部著名的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还没有中文全译本，我还去图书馆翻出了英文本读，幸好2000年这部出版于1977年的大书出了全译本，我第一时间就购入一册。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就是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牟公的名字。印象很深刻，因为“牟复礼”这三个字太雅了，根本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恬列于牟公的再传弟子之列。事实上，牟公的学问跟施坚雅的取径完全不同，施坚雅的那本书出名，完全是因为他本人那一套解释方法，从那本书里根本了解到牟公的特色。好在后来我发现自己跟70年代的学术主流实在是死胡同，本能地离开了探索理论的路线，才能跟牟公发生更多的联系。

我到中文大学之初，处于另外一种迷茫状态。那时已然放弃了对科学主义的迷恋，却没有建立起另外一种认识世界的看法，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怎么走。好在我虽然迷茫，却认定了以前的路不能重走，坚持拒绝了一位跟地理系风格很近的教授，投到了现在朱先生的门下。朱先生看完我关于北京的硕士论文，跟我提起牟先生是他的导师，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城市的论文，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我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中跟牟公有了一些联系。

开始学习明史，第一件事就是读牟公与杜希德先生（D. C.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明代卷》（第七、第八卷）。其实这一卷主要的编者是牟公，杜公的主要方向在唐代。从这里我才了解到西方学者在一个领域的主流研究成功，并且略微体会到牟公的学术风格。当然，这部大书出于众手，牟公给大家的空间都很自由，所以并不能完全代表他本人的学问。后来我得知，他在退休之后独立写作了一部教科书—— Imperial China:900-1800，这才是他对自己一生学问的部分总结。我的手边现在正放着一册刚刚从amazon寄来的Imperial China，一千多页的大书，牟公的最后一部著作，让我有些怀念这位未曾谋面的老人。据说，最初在策划这部书的时候，是由三位西方泰斗级学者合写一部中国通史，目的是为英文学生提供一部最详实的教科书和基本参考书。负责前面的就是杜希德先生，牟公本来只是写元明。可是其他二位先生一直都顾不上完成，牟公的书稿就只好单独出版了，可是独立出版必须有个能讲出来意义的主题，于是牟公就扩大了原来的题目，增加了前后的内容，改为从五代至清中期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近世史的范畴。今年初，杜公也过身了，看来我们想看到一部完整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再也不可能了。

牟公去世的时候，朱先生很伤心，他不只一次向我提起：牟公是最尊重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这一点，朱先生都写在了悼念牟公的文章中。（发表在去年台湾的《当代》杂志上）往复上也有云中君对牟公的悼念文章，大体也与朱先生的印象一致。这些当然不是我能谈及的事情，毕竟，我是永远不可能见到牟公了。但是，学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让我觉得，牟公赐予了我很多东西。

前一段时间，买到了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先生是牟公的老师，牟公在70年代末翻译出版了这部书的上半部分，成为西方汉学界翻译中文研究著作的典范。看了这部书，我才明白牟公翻译它所需要的学养和恒心。萧先生这部书，从先秦讲到民国，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引用达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并且将引文和自己的行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中文，没有对经典文献深刻理解的人恐怕都只能“不求甚解”了，遑论英文翻译的时候还要精准地解释每一个词的含义。萧先生的著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加深刻打动我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他没有落入对中国哲学史内在理路的分析，而是将众多思想家的言论放入他们身处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政治史解读。这种方法是我在这几年学到的最核心的治学途径。朱先生的论著可以说完全契合到萧先生的研究旨趣，这些虽或出于每个人对学问的感悟，但师长的影响恐怕无法剔除。牟公正是这种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环。他的研究中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和对历史背景的注重，正体现了这一点。

我有时候想，学者的风格和自己的性格是有极大关系的。常常是因为你本身是这种人，才形成了这种学风，这不是能强拗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天性不喜某种学风，恐怕是勉强不来的，他会寻找另外一种风格的道路。这总让我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百年以来将萧先生、牟公、朱先生和我的生命联系起来，虽然我这个末学很可能没有能力发扬他们学术成就的一二，却足以让我了解自己身上留传的学脉。

我不是一个敢于以继往开来自命的人，过去二十余年的生活经验，虽然算不上长，却也不能说短暂，让我时常怀疑未来可能的走向。如同分析历史的时候注重历史语境一样，面对现实的时候，谁又能不考虑自己身周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呢？也许一个偶然的瞬间就会改变人的一生，我无法预测那一瞬间会不会出现，何时会出现，所以我不敢给自己一生的承诺。我只能顺其自然尽量做好当前的学术工作，至于将来能往何处去，我也无法强求了。但我会一辈子记住萧先生、牟公、朱先生，因为他们勾画出了我自何处来。

在amazon上订牟公的书是3月22日，记得最近几次出门都在书店找不到这本书，最后只能求诸网络了。买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若是有朝一日我去教书，起码有个可资参考的教本，当然也有怀念牟公的意思。amazon订单上说预期的递送时间是4月6日到21日，谁知道前天就到了，当时我不在，于是今天重送一次。我从中午就没敢出门，一直坐在房间里等，这就使这件事情严肃了起来。拿到书的时候，我首先翻开了明代大运河的一段，一口气读完。嘘了一口气，果真，牟公的论述虽然不具体，却完全与我现在形成的观点一致。看来我的论文做完，足证牟公的论述，让我很开心。

在等书的期间，就是上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是朱先生组织的，我也是一个报告人。对这一点我还是很得意的，因为整个会议只从全世界请了三十位学者，而我有信心朱先生是不会因为我在此地读书而让我参会的。参加这样的会，当然还是很紧张的，劳累就更不必提了。同样，会议结束后带给我的思考也很多。倒不在于学术方面的收获，而是让我面对了一种朱先生曾经面对过的问题。我的报告大概是整个会议中最引人不快的一个了，这与我的演讲技巧有关，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题目以另外一个视角切入了某个当前显学的领域。该领域的学者们，不论观点有何异同，几乎全部对我的这种侵入感到不舒服。豁达些的会觉得我的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跟他们没关系；小气些的第一时间就是用无关的东西来质疑我的研究。只是他们都回避了我的研究主体。当然，在会场上大家也都不会对我这样的小辈如何，可是事后，我明显感受到了几位教授的不屑。这让我很有一些压力。想到朱先生告诉我的二十余年前的一件事。朱先生一篇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压在哈佛学报两年，编辑都不敢给他刊登。原因是他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视角解读了王阳明历史地位的确立，这让哥伦比亚学派搞中国思想史的一众学者感到非常尴尬。真是与今天我所面对的情况大同小异。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出来之后，在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焦点正是他的研究“颠覆了朱熹的哲学世界”。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没有多少关系的问题。反倒让人忽视了余英时论述中的很多实质性问题，比如他的考证过程是否能站得住。

然而，余英时是公认的大家，功成名就，争论与否都不能影响他的任何东西。朱先生当年毕竟在美国学术界，争论还属平常，特别是，牟公非常欣赏他的研究，同时牟公提拔后学不遗余力。今天我要面对的是一些国内的学术政治机关，想想这问题可大可小，真不是我能预期的了。

不过这些都是末端，怀念牟公似不应该跑题到这里来。就此打住。